中国有明确记载的国家最高学府始建于西周时期，称为太学，至秦汉魏晋南北朝相延不改。隋朝天下一统，开皇初年，决定设国子寺，辖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开皇十三年（593年） 国子寺成为独立的教育管理机构，复名国子学。大业三年（607年）改称国子监。自此以后，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就正式定名为国子监。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改革学制，设置学部，国子监裁废，其教育行政功能并入学部，国子监的历史使命宣告结束。
位于北京东城成贤街（今改名为国子监街）的北京国子监建于元朝大德十年（1306年），初称北平郡学，后升格为中央官学的国子监，明代永乐，正统年间曾大规模修葺和扩建，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又增建“辟雍”一组皇家建筑，形成现在的规制。成为中国元、明、清三代国家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和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整整700年之久。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座国子监，是那个逝去时代的永久纪念标的。
走在今日安定门内的国子监街上，恍然有穿越时空之感，这是北京古韵保存最完整的地区。这条东西向的街道不算长，然而规格很高，其两端的街口和国子监大门两侧各有一座彩绘牌楼，是北京仅存的拥有4个牌楼的街道。道路两侧种植着高大的国槐，这是北京市的市树，最能体现出北京老城的风貌。此时槐叶新绿，然而盛夏之时，必定是浓荫如翠盖，阳光透过树冠，闪着光晕，把地面映得斑斑驳驳，迸发出一种地道的老北京的味道。
国子监正门外两侧坊额题写着“国子监”的牌坊路北，各立有一通“下马碑”，这是清代的遗存，上面用满、汉、蒙、回、托忒蒙、藏6种文字镌刻“官员人等，至此下马”。行经此处，文官下轿，武官下马，九五之尊的皇帝也不例外。这组古建筑群坐北朝南，共三进的院落，占地27000多平方米。位于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依次是集贤门、太学门、琉璃牌坊、辟雍、彝伦堂、敬一亭，东西两侧有四厅六堂、御碑亭、钟鼓亭等。集贤门是一座三间单檐悬山顶的灰色筒瓦建筑，柱为黑色，门两侧是八字形粉壁墙，很有最高学府的肃穆。进入集贤门，就是第一进院落，东西设有井亭，东侧的持敬门与孔庙相通。二门名太学门，门内左为钟亭，右为鼓亭。门北甬道中有一座琉璃牌坊，高大华美，三门四柱七座，是北京唯一一座专为教育设立的琉璃牌坊。牌坊正背两面的坊额为“圜桥教泽”、“学海节观”，均系乾隆皇帝御书。牌坊上覆黄色琉璃瓦，以示皇家向学重教的传统。坊内左右为黄琉璃瓦重檐碑亭。北面就是国子监的主体建筑辟雍。
辟雍建于中轴线中心一座圆形水池中央的四方高台上，是一座方形重檐攒尖鎏金宝顶殿宇。长、宽各约17米，通高22．94米。四面开门，设台阶六级。辟雍周围环绕著长廊，四面架设精致的小桥横跨水池使殿宇与院落相通，这种建筑形制象征着天圆地方。乾隆皇帝之后，每逢新帝即位，都要来此做一次讲学，以示皇帝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现在辟雍殿内的陈设是根据乾隆皇帝修建辟雍后，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第一次“临雍讲学”时的陈设和场景复原的。六堂，是位于辟雍左右两侧的33间房，合称为六堂，分别为：率性堂、诚心堂、崇志堂、修道堂、正义堂、广业堂，是贡生、监生们的教室。
辟雍之北是彝伦堂，在元代名为崇文阁，是元朝藏书之所。明代永乐年间予以重建并改名为彝伦堂，早年曾是皇帝讲学之处，乾隆年间兴建辟雍之后，则改为监内的藏书处。彝伦堂为单檐悬山顶，面阔七间，后带抱厦三间，总面积六百多平方米，是国子监里最大的厅堂式建筑。彝伦堂前，宽广的平台，称为灵台，也叫露台，是国子监召集监生列班点名、集会和上大课的场所。灵台东南角上，立有一座石刻日晷，是白天测定时间的仪器。彝伦堂之后建有敬一亭，是国子监的第三进院落。建于明嘉靖七年（1528年），这里是办公区，设有祭酒（校长）厢房和司业（副校长）厢房，以及博士（主任级教师）厅和七座御制圣谕碑，是国子监行政部门办公的场所。
国子监内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子监与孔庙的夹道内，有一处儒家经典石经碑，这些石经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十三部，共189方，连同谕旨、御制告成碑共190块，计63万多字，为我国现存的一部最完整的十三经刻石。我国古代国家最高学府素有刻制儒家经典石经的传统，先后刻有汉代的《熹平石经》、曹魏的《正始石经》、唐朝的《开成石经》、后蜀的《广政石经》、北宋的《嘉祐石经》等，在朝代兴替中，或荡然无存，或有残损，只有这部是完璧。该部石经由蒋衡书写，自雍正四年（1726年）开始，到乾隆二年（1737年）始完成，历时12年。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以蒋书刻石，4年后碑成，立于国子监东西六堂内。1956年由于国子监修缮，石经移于国子监与孔庙的夹道内。因为这部石经刻于乾隆年间，故有《乾隆石经》之称。
国子监除了是国家传授经义的最高学府外，更多地承担了国家教育管理的职能。国子监设祭酒一人，从四品，相当于校长；司业一人，正六品，相当于副校长。其下属有绳愆厅，设监丞一人，正八品，相当于教导主任。博士厅，《五经》博士五人，从八品。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六堂，助教十五人，从八品；学正十人，正九品；学录七人，从九品。典簿厅，典簿一人，从八品。典籍厅，典籍一人，从九品。掌馔厅，掌馔二人，未入流。这些都是各级的教职人员，他们承担起了管理与教学的重任。
国子监的学生称为监生，其来源为地方儒学，即岁贡生员。因初以各儒学岁贡一人，故名。以后所贡生员有所增加，定府学岁贡二人，州学二岁三人，县学岁一人，成为定制。
国子监生们学习《四书》《五经》，兼习《性理大全》以及律令、书数等。被选入国子监的贡生们入监后还要经过再考后分堂肄业。国子监共分为六堂：即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六堂。其中以率性堂为最高一等，次为修道、诚心二堂，再次则为正义、崇志、广业三堂。左、右司业各掌三堂。凡是只通《四书》，未通经义者，居正义、崇志、广业三堂肄业，入监一年半以上，文理条畅者，升入修道、诚心二堂，再经过一年半，经史兼通、文理俱优者，乃升率性堂。升入率性堂后始行积分之法。所谓积分法，即通过考试给予分数并积累分数，以区分及格与不及格。一年之内积至八分者即为及格，可以授官，未及八分者为不及格，仍须坐堂读书。
在明代，国子监生们的待遇很优厚，国子监旁就有诸生的宿舍，称为号房。厚给廪饩，岁时赐布帛文绮、袭衣巾鞾。正旦元宵诸令节，俱赏节钱。到清代，国子监的生徒共分两大类。一为贡生，一为监生。贡生有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例贡，监生有恩监、荫监、优监、例监。待遇上已远较明朝逊色。国子监也越来越不受重视，后来竟要靠出售文凭来换取收入以维持运营的地步。
明清时期的国子监还是一座国际性学校，曾接纳东亚汉文化圈内的各国留学生就读。明代首开外国留学生入国子监读书之先河，高丽国于洪武三年（1370年）遣金涛等4人入监读书。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起，日本也开始遣子弟入监就读。明清时代，东亚诸国的儒士入国子监读书已成惯例。而在这些国家中，以琉球国“为最笃”，琉球官生入监就读者络绎不绝，甚至因其入监读书久，还特准其眷属伴读，首次出现了女性留学生。国子监为此将国子监后院的西厢原国子司业的办公场所改为琉球学馆，专门做琉球留学生的宿舍和学习场所。国子监对这些留学生待遇十分优厚，由此成就了中外教育史和中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古代中国一直遵循着“左庙右学”的原则，国子监的东侧就是孔庙，二者合为一体，不可分割。北京孔庙是全国规格最高的孔庙，占地2.2万平方米，于元朝大德六年（1302年）兴建，大德十年（1306年）落成。明朝永乐九年（1411年）重建，后经历代多次重修。为元、明、清三代祭孔建筑，故又名“先师庙”。庙坐北朝南，大门称先师门，仍保持元代风格。前有琉璃壁及下马碑，进门东西有碑亭、神厨、神库等，进大成门至第二进院，正殿名大成殿，为孔庙主体建筑，面阔9间，进深5间，黄琉璃筒瓦重檐庑殿顶，殿前月台三出陛，殿内供奉孔子及“四配”“十二哲”。院内有古井一口，青石板组成的花瓣形井台，石质井圈，乾隆皇帝赐名“砚水湖”。大成殿后有崇圣祠，自成院落，为祭祀孔子先祖之地。
孔庙最值得一说的是第一进院落的御路两侧竖立着198通进士题名碑，其中元代3座、明代77座、清代118座。这些进士题名碑上刻着元、明、清三代各科进士的姓名、籍贯、名次，共计201科、51624人。700多年的历史在这里凝聚，体现出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和绵延不绝，令人感佩万分。在这众多的进士中，我们很容易就发现一些耳熟能详的历史名人，如明代的于谦、严嵩、张居正、徐光启、袁崇焕，清代的纪昀、刘墉、林则徐、曾国藩等，以及中国最后一科状元刘春霖，而这些碑上题名之人，新中国成立后还健在的，只有著名的民主人士沈钧儒先生一人而已。
北京国子监和孔庙，承载了我国700年的科举文化，是我们这个伟大文明国家的最重要、最宝贵的一份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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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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